薛福成

  薛福成(1838.4.12-1894.7.21)字叔耘,號庸庵。江蘇無錫賓雁裡人。出生於書香門第、官宦之家。

  近代散文家﹑外交家,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,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起者。

  自幼即受時代影響﹐廣覽博學﹐致力經世實學﹐不做詩賦﹐不習小楷﹐對八股尤為輕視。同治六年(1867)中江南鄉試副榜。但前此兩年﹐已參曾國藩幕﹐與黎庶昌﹑張裕釗﹑吳汝綸等桐城派文人為伍﹐廣泛接觸洋務﹐關心國家大事﹐鍛煉了自己的文章學識﹐被人合稱「曾門四弟子」。1872年曾國藩死後﹐薛福成一度入蘇州書局﹐又於光緒元年(1875)上《應詔陳言疏》﹐一舉成名﹐隨即入洋務派李鴻章幕﹐成為李的主要文案﹐首尾10年。曾於1879年寫出著名的《籌洋芻議》﹐主張變法。認為「人人欲濟其私」﹐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。後任浙江寧紹台道﹐曾在鎮海領導擊退法艦之戰。最後擔任出使英﹑法﹑義﹑比等國大臣﹐致力介紹西方科技政俗﹐保護華僑利益﹐曾盛讚歐洲君主立憲制「無君主﹑民主偏重之弊﹐最為斟酌得中」﹐主張變法維新。但回國後尚未到家﹐即病死於上海。

生平
  薛福成幼時苦讀經書,後因太平天國起義爆發,而受到強烈震動,決意棄八股試帖之學,而致力研究經世實學,以圖報效國家。咸豐八年(1858年),中秀才。同年,薛福成去看望宦遊湖南的父親,適逢薛湘去世,薛福辰、薛福成兄弟二人為處理父親身後諸事而滯留湖南一年餘。十年(1860年),得知太平軍已東下蘇、常,兄弟二人匆匆趕回,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難,幾經艱辛找尋,終於在蘇北寶應東鄉找到家人。薛福成繼續研讀治世之學。

  同治四年(1865年)夏,兩江總督曾國藩北上鎮壓捻軍,沿途張榜招賢,薛福成聞訊後即寫下八大對策、洋洋萬言的《上曾侯書》,往行轅拜謁曾國藩。曾國藩讀罷,擊節稱歎,深為薛福成所言改科舉、裁綠營、師夷法的主張吸引,即延聘薛福成入幕。此後曾幕七年生涯,薛福成尤注重於兵事、餉事、吏事、文事,不時呈上一些改革時弊的策文,頗為曾國藩器重,被保為候補同知、直隸州知州並賞加知府銜。

  十一年(1872年)二月,曾國藩病死,薛福成去蘇州書局任職。光緒元年(1875年),赴部引見,途中讀到新帝即位後向天下求言的詔書,興奮異常,揮毫寫下了《治平六策》、《海防密議十條》萬餘言。主張應努力改善外交,將國際公法、中外條約刊發各州縣;主張科舉時應為精通洋務的人特設一科,使奇傑之士輩出;建議通過聘請洋員,派送人員留學,定制鐵甲艦來發展海軍。薛福成的上書陳言,引起朝廷的重視,不久,即採納了陳言書中的意見而付諸實施,薛福成名聞朝野。丁寶楨、郭嵩燾等大員紛紛奏保薛福成出任駐外使節之職。直隸總督李鴻章也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,攬入麾下。

  光緒元年(1875年)下半年,薛福成入李鴻章幕府辦理文案,運籌帷幄。次年,在與英國交涉馬嘉理案時,薛福成寫就《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》上呈李鴻章,主張對英國的無理要求不應遷就,應以擇要設防、組織團練、廣張疑軍、以多攻少的策略,應付英軍可能會採取的軍事行動。李鴻章非常欣賞,命薛福成隨行參加與英國公使的談判,並因其隨辦洋務出力而奏薦為知府。

  五年(1879年),「總稅務司赫德喜言事,總署議授為總海防司」。薛福成深感事態嚴重,馬上作《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》,認為如此,「則中國兵權餉權,皆入赫德一人之手」。並向李鴻章獻計說,只有告訴赫德,如果他要擔任總海防司,就必須放棄總稅務司之職,親自去海濱練兵,這樣,赫德必不願放棄總稅務司之職,此事便可作罷。李鴻章覺得十分在理,便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,函告總理衙門。總理衙門依計而行,使赫德欲控制中國海軍的圖謀終未得逞。同年,薛福成寫下了反映他洋務思想的《籌洋芻議》一書,認為中國已到了非要進行大變法、實行洋務不可的地步了。「世變小,則治世法因之小變;世變大,則治世法因之大變」。主張發展工商業,「奪外利以潤吾民」。並提出了反不平等條約、防日俄入侵、改革關稅等主張。薛福成將該書上呈李鴻章,李鴻章大為讚賞,分發官員傳讀。

  七年(1881年),薛福成署直隸宣化府,寫下了《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》,提出了對未來北洋海軍的構想。後來,李鴻章就是根據他的設想來建立北洋海軍的。次年,朝鮮大院君李是應發動政變,薛福成向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獻計,盡快出兵朝鮮拘捕亂黨魁首。張樹聲采納了薛福成的建議,迅速平定了朝鮮之亂,使覬覦朝鮮的日本欲趁亂控制朝鮮的陰謀失敗。薛福成因功晉陞四品道員。十年(1884年)初夏,薛福成實授浙江寧紹台道,時中法戰爭爆發,薛福成加強防務,並指揮軍民重創犯浙的法國軍艦,因功加布政使銜。十二年(1886年)秋,薛福成將自己多年來的文稿整理成《浙東籌防錄》,次年初又編成《庸庵文編》四卷。

  十四年初(1888年)秋,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。翌年初春進京陛見時,被改派為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大臣。在駐歐使節任內,薛福成走訪了歐洲許多國家,考察歐洲的工業發展,詳細地研究了歐洲的政治、軍事、教育、法律、財經等制度,開闊了視野,思想也日益改變。他認為西方富強已百倍於中國,中國應不懈地師法西方,建立「糾眾智以為智、眾能以為能、眾財以為財」的私人公司等,並具體提出了「求新法以致富強」、「選賢能以任庶事」、「造機器以便製造」等二十一條「養民最要之新法」。薛福成將他在歐洲四年所聞所思詳盡地作了日記,後據以編成《出使四國日記》。

  使歐期間,薛福成還參與眾多具體外交事務,十八年(1892年)與英國就滇緬邊界劃分和通商條約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,由於薛福成援引國際公約,剛柔並用,英國終於同意簽訂《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》,中國收回了滇邊部分領土和權益。此外,薛福成還以國際公法為依據,迫使英國政府同意中國在其屬境內設立領事,這樣,中國政府就在南洋、緬甸等處設立領事,保護當地華僑的權益。

  二十年(1894年),薛福成離任回國。五月二十八日到達上海。因一路辛苦勞累,又染上流行疫病,與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,終年五十六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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