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維楨

楊維楨(1296——1370)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、書畫家。字廉夫,號鐵崖、鐵笛道人,又號鐵心道人、鐵冠道人、鐵龍道人、梅花道人等,晚年自號老鐵、抱遺老人、東維子,會稽(浙江諸暨)楓橋全堂人。與陸居仁、錢惟善合稱為「元末三高士」。泰定四年進士。歷天台縣尹、杭州四務提舉、建德路總管推官,元末農民起義爆發,楊維楨避寓富春江一帶,張士誠屢召不赴,後隱居江湖,在松江築園圃蓬台。有《東維子文集》、《鐵崖先生古樂府》行世。

【生平】
  楊氏一族原居楓橋,祖上由紹興遷來,楊維楨曾祖楊文修,字中理,乃宋代名醫,人稱楊佛子

,著有《醫衍》、《地理撥沙圖》。後楊氏卜居全堂,全堂東南有桐岡山,西南有鱭鯉尖,村中有池名泉塘,村以池名,諧音全堂,池旁臥有鐵崖山,「因岩石呈鐵色而得名」,今人俗稱小山頭。

  母親李氏,「夢月中金錢墜懷,而生維楨」。兄弟三人,維楨居中。維楨生於元貞二年(1296),之所以號鐵崖,因其父楊宏在鐵巖山麓築樓,紅樓植梅百株,樓上藏書萬卷,並將梯子撤去,令其與從兄楊維翰(1294~1351,字子固,號方塘,元末畫家)專心攻讀,每天用轆皿傳食,苦讀五年, 時人稱其為「楊鐵崖」,因擅吹鐵笛,自號鐵笛道人。楊維楨自幼穎悟,能「日記文章千言」,黽勉讀書,為增見識,少時又遊學甬東。

  泰定四年(1327)中進士,任天台縣尹,因依法懲治作惡縣吏,遭奸吏報復被黜。繼任職錢清鹽場司令,因請求減輕鹽稅不允,決意投印去官,方獲准減額三千,但以忤上故,十年不獲陞遷。元修遼、金、宋三史,他作「正統辯」千言,總纂官歐陽玄讚歎:「百年後,公論定於此矣」。後調任江西儒學提舉,因交通受阻,未成行。值兵亂,浪跡浙西。張士誠據浙西,屢召不赴,戲答:「江南處處烽煙起,海上年年御酒來。如此烽煙如此酒,老夫懷抱幾時開?」後張士誠令其弟張士德上門求教,楊維楨站在元政府立場修書一封,臧否張士誠。信中責備張士誠「銓放私人不承製,出納國廩不上輸」,罵他自選官吏,不繳糧食,確為實情。此外,指出張四個優點「兵不嗜殺,聞善言則拜,儉於自奉,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」,以及四個缺點「是非一謬,黑白俱紊」,將帥、守令、親族等「為閣下計者少而身謀者多」,「狃於小安而無長慮」,「身犯六畏,釁闕多端」。預言他「不有內變,必有外禍」。

  楊維楨後以冒犯丞相達識帖木兒而徙居松江(今屬上海市),築園圃蓬台。門上寫著榜文:「客至不下樓,恕老懶;見客不答禮,恕老病;客問事不對,恕老默;發言無所避,恕老迂;飲酒不輟車,恕老狂。」在松江時與張堰楊謙、廊下陸居仁、呂巷呂良佐等交往甚深,吟詠唱和,詩賦相樂。呂良佐倡設「應奎文會」,他為主評,與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詩文,一時天下學士慕名前來赴會者,不可勝計。他又周遊山水,頭戴華陽巾,身披羽衣,坐於船上吹笛,或呼侍兒唱歌,酒酣以後,婆娑起舞,以為神仙中人。

 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門召其纂修禮、樂書,婉辭不去,答曰「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」,以明不仕兩朝之意。為躲避官府,回到家鄉全堂。兵丁追至,路遇,楊維楨將紫暘宮念作柴湯官,兵丁以其不識字,任其自去。洪武三年,再被有司敦促,無奈赴京,賦《老客婦謠》一首再明不復出仕。抵南京,見朱元璋,奏稱:「陛下竭吾所能,不強吾所不能則可,否則有蹈海死耳。」留京百有一十日,俟所修書敘例略定,即乞歸家。朱元璋礙其名望太大,不敢過於勉強,行前宋濂贈詩曰:「不受君王五色詔,白衣宣至白衣還。」至家,易簀,急撰《歸全堂記》,擲筆而亡。史載楊維楨葬於松江干山,與好友錢惟善、陸居仁合稱三高士墓。干山位於松江縣西北機山東,相傳干將曾鑄劍於此,故名。另據今全堂村人相傳,楊維楨當葬於桐岡山,惜無史可查。死後,宋濂為他寫了《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》。

【軼事】
  二十歲時,楊維楨赴湧東從師求學,父不惜賣掉良馬,以充足其遊學費用。楊維楨則節衣縮食,把錢多用於買書。學成歸來,父親見到楊維楨帶回《黃氏日鈔》之類一大疊書,欣喜地說:「這比良馬更難得!」

【性情】
  楊維楨為人寬厚,與人交,無疑貳。對出身貧賤而有才德的人,禮之如師傅;對無才德的人,則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對。平素樂道人善,尤不記人小過。特別是對學有長進的青年人,即使有一文之美,一詩之工,必為批點,粘於屋壁,以示來客。遠近的人都稱道楊維楨是一個忠厚長者。楊維楨性格狷直,行為放達,導致仕途挫折,但不以此為意。

【思想】
  他的思想比較複雜,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是反叛傳統的「異端」傾向。肯定人性的「自然」,是其思想的核心價值範疇。他說:「堯舜與許由雖異,其得於自然一也。」(《自然銘·序》)意謂堯舜為聖人,許由作隱士,都出於自己的生活意欲,他們的選擇並無高下善惡之分。《贈櫛工王輔序》一文表達了同樣思想,認為無論是醫卜工賈,還是公卿大吏,謀生方式各異,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,所謂「耕雖不一,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」。他希望櫛工王輔明白,自己和「公卿大吏」一樣,大家都是為了吃飯,儘管方式不同,其間沒有貴賤的區別。強調「自然」,當然和《莊子》有關係,但在楊維楨這裡,已經全然沒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識,而是用相當平淡的態度來看待人們在社會中的不同生活方式,表現出對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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